甄贤婆婆等了五十三年。她的等待从来不是被动的——她等的时候，脚把青石板磨平了，手把日子过下去了，心把家守住了。她的等待本身就是一种创造。
这些人共同的“根”，是他们对“此处”的信念——相信这块土地值得守，相信这些人值得爱，相信这个“家”字值得刻在石头上，等风把石屑吹净。
人物是怎么“长”出来的？
有人问我，你是先想好人物再写，还是写着写着人物自己长出来的？
我几乎可以确定地说：是后一种。
甄贤婆婆不是我“设计”出来的。她是从那棵栗子树下走出来的——那天她在山上捡到一个弃婴，抱着那个孩子走下山的时候，她的一生就已经在我心里长完了。后来的五十三年等待，只是那棵树的年轮。她的儿子叫“胜利”，因为他是抗日胜利那年生的；她的女儿叫“莫愁”，因为抱她回来那天，有人劝了一句“莫愁”。儿子代表过去，女儿代表未来——这就是她的一生。
东西哥也不是我“安排”的。他只是站在讲台上，手里拿着一截粉笔，面对一块空白的黑板。他不知道该画什么。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建筑，现在只能画三角形。那个落差带来的所有痛苦、挣扎、不甘，以及最终的释然，都是他自己长出来的——也是从我心里长出来的。
对于师范毕业从教的我来说，十三年的教书生涯起起伏伏：从小学教师到初中教师，从教导主任（后期主持工作）到副校长（主持工作），再到镇中学分管副校长，最后又回到教导主任岗位。这一段经历，让我内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和成长。我创作这部小说，或许就是为了记录那段人生，为自己留一份启示。当然，动笔的时候，我已经转入另一个体制——镇政府机关工作，心里已经平静了。写作不过是一个记录者，站在旁边，把故事里人物说过的话、画过的圆、吹过的箫、吃过的老鼠药、重新站在讲台上时微微发颤的指尖——一一记下来。
雨花姐也不是我遇到的人，但她是我见过的许多人的影子聚合而成。她出场时只是一个胖胖的食堂女工，大大咧咧，说话直来直去。后来她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，说了一句让我手里的笔差点掉下来的话：“好人和能过一辈子的人，不是一回事。”
那一刻我才知道，这个人物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已经长出了一个完整的灵魂。
这就是我写作的方式——不是在操纵人物，是在聆听他们。他们有自己的脾气、自己的选择、自己的路。我只是那个坐在茶馆角落里，把他们说的话记下来的人。
为什么这么“慢”？
我知道，这部小说对有些读者来说，节奏太慢了。
有人可能看到第三章、第四章就觉得“怎么还没进入正题”“怎么还在写日常琐事”“那块碑到底什么时候再出来”。
我能理解这种着急。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快——吃饭快，走路快，看剧开倍速，读小说翻到结尾先看结局。慢，是一件奢侈的事。
但重阳镇本身就是慢的。古驿道上的青石板，是一步一步踩出来的；八宝琉璃井的水，是一滴一滴渗出来的；甄贤婆婆脚下的路，是一天一天等出来的。如果我用一种快节奏的方式去讲这个慢故事，那是对这座小镇的不尊重。
这本书想邀请读者做一件事：慢下来。 坐在茶馆里，喝一碗老荫茶，听一个人慢慢地讲。不要催他，不要打断他，不要问“然后呢”。他就坐在那儿，从张献忠的七杀碑讲到甄贤公公的无字碑，从东西哥的几何课讲到茹心表妹的英语课本，从雷雨夜的相亲讲到白云庵的佛经。这些事之间没有明显的“起承转合”，但它们属于同一条路——一条被无数脚步磨平了棱角的、通向远方的路。
慢有慢的好处。慢下来，你才能看见东西哥在黑板上画圆时手腕的弧度；才能听见甄贤婆婆唱《爬山豆》时那几颗没关风的牙漏出来的气音；才能闻到雨花姐炒回锅肉时蒜苗和豆瓣酱在油锅里炸开的香味。
这些细节，在快的叙事里都会被省略。而它们，恰恰是我最想写的东西。
为什么写失败与遗憾？
这部小说里几乎没有“圆满”的人。
东西哥错过了千寻，错过了美媛，错过了一个他从未得到过的“更好的人生”；丽媛的暗恋没有开花；雨花姐的真心没能得到同等的回应；大舅的仕途卡在了镇长的位置上；郑光才回来了，白蔹已经不在了；甄贤公公回来了，但五十三年已经过去了。